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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德国模式也只是把这种思路落实为建议性的伦理规范一样，这种规则变成法律仍有很大难度，需要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和公众都有一定的人工智能知识，能够及时发现可能由算法导致的危害性后果。

21世纪中国的司法改革明确提出了树立司法的权威性这一目标。将现今法理学教材中的相关内容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相比，总体上并无明显变化。

在资产阶级国家内，法律的解释经常以保证这种法律的适用符合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为任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国家与法律理论教研室于1979年编的《国家与法的理论》大体延续了1957年《国家和法权理论讲义》中的法律适用概念：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的适用，就是指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其职权范围，运用法律手段，实施法律规范的一种方式。法律解释的目的充满了阶级性，法律解释的尺度也就充满了阶级性。孙笑侠的研究可谓开司法权与行政权性质研究之先。从专业到职业的改变，意味着对法律职业技能和伦理的重视、法律职业制度的成熟。

权威性不是国家的权威性，而是法本身及其适用的权威性。公民正当的合法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违法的行为得不到制裁。[26]而奥托·迈耶或许是认为行政组织具有政治性，而基于法律学的方法原因，在其行政法总论体系中并未处理组织法的问题，体现出忠实于拉班德的一面。

该文中所用形式法律与实质法律，实际上应是狭义法律与广义法律之称。根据现行宪法，人大由民主选举产生，人大是民意代表机关，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如果联邦与各邦之间的权限分配不是按事项的一般性规定，而是针对同一事项按照立法、行政、司法分别规定，那么，主管某一事项的国家立法机关滥用法律的形式随意制定个别措施、实施行政行为或作出一项判决时，就会彻底破坏合宪系统。随着议会地位的提升和民主的强化，议会立法权的事项范围、亦即法律事项在扩大，法规的内涵也发生扩张。

从全国人大的宪法地位和人员构成等来看，以一般规范说为基准来界定我国的法律事项是妥当的。其二，能决定规范有无法的拘束力。

第一，一般的法规范即行为规范与组织规范的区别与关系。如此，从逻辑上说，确定了法律的管辖范围，就是确定了始源性规范的范围，也就框定了行政法规等行政立法的管辖范围。[39] 《法学词典》编辑委员会编：《法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455页。重新接续这一段历史，在人大立法权相对孱弱的当下中国、特别是对于理解宪法第89条第1项的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对于在行政立法日益扩张的背景下维护法秩序的统一性和民主性而言，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通过执行法律而获得民主正当性的国务院，缺乏制定独立命令的民主正当性前提。安许茨的法规概念是其代表。国务院总理及国务院组成人员并非选举产生，而是根据国家主席的提名，由全国人大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总理的提名，由全国人大决定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宪法其他条款的规定就没有授权国务院立法的意思，因此国务院对其职权范围内的其他事项，要制定行政法规并设立创制性规范，那就不能根据宪法，而要根据法律的有关授权规定。

依据说认为，职权说将导致行政机关拥有无限的立法权，破坏我国的政体。[76]这种观点似乎符合解释学明示其一即排斥其他的规则。

作为依法律行政原理的三大原则之一，[1]法律的法规创造力原则不仅关涉法律、法规等基础概念的理解，[2]更关乎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权限分配，包含着在立法与行政关系中对分权与民主的理解方式。现行宪法第89条第1项规定：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

[17] 法律的一般性在理论上因拉班德的否定立场而一跃成为法律概念的重要论题。如果不可以直接根据宪法制定行政法规，宪法为什么要规定根据宪法和法律的字样呢？宪法第90条第2款[68]在规定部门规章时仅要求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就没有根据宪法的字样。1923年宪法第80条亦规定，大总统为执行法律或依法律之委任，得发布命令。全国人大系民主选举产生的国家机关，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意志。[15] 拉班德首次将形式的法律与实质的法律体系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和发布的地方性法规。

对于国务院部门的任务和职责，也应在有了法律之后，才能以行政法规对其具体化。绝对主义向宪政国家的转变过程也不明朗清晰。

法律应当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按照立法程序制定的法规范，它不仅是侵害私人权利、课予私人义务的规范，也包括影响、提升私人地位的规范。[40] 《法学词典》编辑委员会编：《法学词典》（增订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602页。

[19] 施密特指出，对自由和财产的侵犯必须根据法律，但却被颠倒语式——法律是对自由和财产的侵犯，这在政治上十分简单，但在逻辑上却是错误的。实质的法律是侵害臣民权利状态的命令，亦即对个人相互间或相对于国家在自由和财产上的占有身份设定界限的命令。

只有是议会制定的法律，才能赋予其法律的效力。但预算并非实质的法律，而只是政府和议会在支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上达成的一致。按照前述依据说的一种观点，如果宪法有具体授权，国务院也可以依据宪法规定制定行政法规。这一学说的代表者之一是拉班德（Paul Laband, 1838-1918）。

[21] 参见前引5，松戸浩文，第254页。而全国人大又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权就国家的重要事项制定法律。

但如后所述，组织立法是法律的管辖事项之一。但立法法上的法律事项范围过窄，而且范围不清。

施密特（Carl Schmitt, 1888-1985）将一般性的意义归纳为以下五点：第一，只有当法律被理解为一般性规范时，权力分立制才有意义。安许茨对实质法律概念的全部解释都基于这个观点。

但在此之外，又明确规定了紧急命令与行政命令两种独立命令。但就在世纪之交，迈耶继承前人的学术主张，仍提出法律的法规创造力原则。邹奕：《论我国行政法规的宪法基础》，载《法学论坛》2012年第6期，第88-89页。只是该行政命令除了欠缺法规性质外，在措辞的完整意义上具有法的性质。

于是，俾斯麦强行改革。[26] 参见前引16，堀内健志书，第62页。

[70]第89 条第3、4项分别授权国务院规定各部和各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责，统一领导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工作，并且领导不属于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全国性的行政工作、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体划分。对行政立法的授权优先，能通过行政立法进行规范时，不允许作出行政行为。

自1862年至1866年，俾斯麦在预算未获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强行军制改革，发生了长期的预算争议。行为规范属于法规，属于近代法治国家理论的关注对象。